想到要看这本书，一个是因为连兄曾跟我提起过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事情，我惊讶于一个其他专业的人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也怀有一分兴趣，而作为一个专业学生，对这方面的了解却少之又少，以前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总以为，中国的古代政治思想在我成长过程中已大部分融入我骨子里去了，没必要再去学习这些见怪不怪的东西了。连兄的提起触动了我系统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念头。还有就是想入非非地要写一篇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来指导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论文，就这个问题曾跟余老师提起过，他马上就否决了我的这种观念，认为这是行不通的。既然他否决了，那我就执意地写吧，这样显得有点创意，免得又落入俗套。这个念头可能是缘于现在的论文都大量引套西方政治思想，对本土的则嗤之以鼻，于是也怀疑了，中国古时的政治思想竟那么无所用么？
书借来了，很认真地看开来，只看到春秋战国部分，其实这也就是本书的第一章，刚刚看完的。是利用上政治学方法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等课，还有就是自习时，睡觉前，上厕所时（见笑了），看的这一章。并且还边看边做了些记录。看得不快，因为这一章所介绍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正值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思想界的盛世啊！尽管书上不可很详尽地叙述这段历史期间所有政治家思想家的观点，但书上所写的足以让我否定掉我以前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看法，对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政治思想甚是钦服。于是我更加想写我那篇论文了。
我对历史有些非常粗陋的了解，但我仍可以确信，中国历史上思想界的盛世巅峰绝对是在春秋战国，其余大大小小的所谓思想盛世（包括现当代），跟那个时期起来简直小巫见大巫。或者是因为中国思想界的精力先声夺人，可意料之外的是，先声却已将气力耗尽了？？直到十五六世纪，欧洲才开始思想启蒙，当然，他们的启蒙跟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有本质上的不同，他们是解放人，而百家争鸣一定程度上追求的是对人的缚治，没有民主观，但却不能抹灭其光辉的思想。
马基雅维利把政治从道德领域解脱出来放入权力领域中去，而慎到则早已提出"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韩非子也举例，做棺材的人总是希望死人，这不是棺材商性恶造成的，而是他逐利的本性造成的，在利益的驱动下，道德总是呈出劣态。政治更是如此。法家对法术势的解说，跟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似乎相当一致。而法家所认为的人性趋利，我隐约觉得这就是西方近代的经济人假说。商鞅主张的"立法明分"，跟制度、产权、公共物品又不无关系。《商君书》中一段话："天地设而民生之，发此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之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这段话我认为可以当成一种国家学说。
上边提到慎到的那句话："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看到这句话我就想到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事实上崇拜是权势，而不是贤，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大众的追权而非追贤，于是社会畸形。这种观点于当今时势难道不适用么？
总觉得现在国内学者很多都喜欢西方的东西，一篇论文，除了语言是用中国字外，所表达的思想一味追从西方。我们院长编的公共管理学教材，更是西方味十足，我个人也觉得他像是个西方人。他所主持的晋江政府的某项改革，最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或者根本就没下雨，反倒弄出个沉闷的怪天气。西方启蒙运动事实上也大量地追溯古希腊的思想著作，在那个基础上进而提出解放人的论点。我们却妄想用西方现成的成果来为自己接生。这种一味的昧外思潮该刹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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