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理论的前言》读书笔记
关于民主的话题,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的伟大哲人们。到了近代,文艺复兴思想启蒙的时代,在需要伟人的时代诞生了一大批伟人,他们第一次将民主的旗帜举高过王权、神权。从此,民主主义的旗帜总是飘扬至上,可民主政治的现实却让这种主义不断受挫和更新――我不敢说是让民主主义受到重挫以致民主旗帜被毫不留情地降了下来,因为“民主”这个词汇几乎已成了一种全世界公民的信仰,****的政制往往也要晃着“民主政治”的招牌,这个现代世界离不开“民主”信仰了。如今我们仍然随处可见,民主是无可争议地处于至高位。
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于1957年发表其著作《民主理论的前言》后,该书所引起的反响极大,以致美国的政治理论家白鲁恂说:“当达尔谈起民主时,每一个人都应洗耳恭听。”事实上,达尔在这本书中所阐 的民主理论和观点并非完美,尤其是有些观点在现今我们看来是耳熟能详的,在他的《民主理论的前言》中却遭到非难和谴责。不过他在之后也陆陆续续地著述以修正该书里头的一些观点。
在行为主义或者经验主义或者实证主义兴起之前,一切研究民主的理论皆建立在某个假设之上,这种假设往往是理所当然的。例如,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美国的神圣的独立宣言里头看到:“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段话因其庄重凝练以致其即使被反复宣讲都不会让人产生厌烦,但就在如此庄重的一段话里,用上了“不言而喻”这么一个蛮横不讲理的词汇。这种“不言而喻”的权力(利)来源于何所?一切都是虚幻,都是借口,都用那种显得理所当然的口吻来叙述个人的观点,以骗取他人支持。很明显,这种毫无根基的理论很难成其为真正的理论,或者勉强称为理论的话,也应该称为“工具理性的理论”。让我们回溯近代,思想启蒙的目的之一是解放人性,那么,让我们按照启蒙大师之一的马基雅维利的观点――目的决定手段,为了解放人性,启蒙思想家们编一些光芒四射的神话又何尝不可呢?只要能让大众相信我,能助我达到目的,我又何必自讨苦吃要解开那些超验的百思不得其解的“社会契约”的谜团呢?
事实上,关于民主的渊源到底应如何解释,仍很难见着一种公认的权威的说法。民主主义的诞生以及后来民主政治的发展完全建立在这种民主信仰的根基之上。也正是由于民主主义源于超验的虚无,民主政治从一开始也在口号中诞生,民主政治在接着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受到各种各样超验的口号所引导利用乃至扭曲,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雅各宾派打着民主幌子让****恐怖招摇过市,希特勒也拿着民主利刃驱杀犹太人。后来人们经过一波又一波的反思,各式各样的民主也就应运而生。应该说,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不民主现象,引起了政治学者们对民主政治发展研究范式的反思。也就在这时,理想主义的民主主义开始受到行为主义的挑战。于是,民主主义开始接受行为主义的新鲜血液。也许正是基于此,有人认为达尔的这本著作在方法论上,较之其在理论上,要更富价值。
达尔的《民主理论的前言》正是基于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式,对以往的民主理论提出一系列批评和修正。达尔的新多元主义民主政治观,主张在宪政民主之外,还应有“多重少数人的民主”。对于“多重少数人的民主”,我个人认为不过是多数民主的一个延伸,因为“每一重少数人的民主”都是由一群表达着同意的人组成, 这种组成,与当下时兴的“公民社会”极为相似,甚至可以说是别无二致。因此,达尔的这种民主政治观似乎是将民主介于精英民主和多数民主之间了,认为真正的民主政治既要有宪政民主下的精英们,也要有基于多数民主上的“多重少数人的民主”。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批评达尔未能摆脱精英主义的民主思想了。达尔只刻意于寻求自己的民主政治观,并非要刻意地去摆脱任何主义思想。更何况,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能够因为道德如此高尚而无须领导,只要这一点无法达到,精英主义的民主就是最佳选择。韦伯虽然支持普选制,但他却蔑视人民能够真正“统治”的思想。韦伯认为全民的民主,倒不如说,关键是要承认他们的利益和他们作为“民族”成员的尊严,提高“公共舆论”的影响力,以及团结和动员国民跟随国民的政治领袖。批评达尔未能摆脱精英主义,在我看来简直是无稽之谈。如果说过去流行的宪政民主,强调了权力对权力的制衡,那么现今流行的公民社会理论,则强调了权利对权力的制约。
应该说,达尔的行为主义民主研究范式,更切合了实际,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过往超验民主理论的束缚,防范了理想主义难以克服的非理性冲动,也使实际民主政治生活的规划更有实在依据可循。然而达尔的行为主义究竟是美国的行为主义,达尔的民主政治观点还是针对美国而提出的。他的观点也许适应当前的美国,但绝对不适用于眼下的中国。换句话说,达尔对这本书所起的名字似乎过头了,因为他阐述的是民主政治应该是什么样的,是怎么操作的,而这些并不是所谓的民主理论。理论必然是科学,而科学――按照韦伯的观点――“只有从次要的意义上说,才能够指导行为,它能够提示在实现既定目的或意图方面,必须或有可能采用什么手段,以及采用这些手段有可能产生的另一些后果。不过也只限于如此:它不能规定这些手段的用途,更不能追求任何目的,因为这种规定必然依赖超出科学的价值判断。”而达尔该书显现出了极为明显的工具性,因此,达尔的这本书如果叫《民主政治的前言》,也许会更合适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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