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价虚高案例分析
很多人都在诟病“以药养医”，但这个“医”被大多数人理解成是“医院”，认为医院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医药，事实上，通过分析案例，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医生拿走了绝大多数的利润，医院只得到较少的一部分。因此，就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医”指的是医生，而不是医院。为什么医院会拿得比较少呢？因为医院没有能动能力，医院不是人，只有医生才是人。这一点印证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假设，公共组织的成员是经济人自利的。
医药要进入医院，为什么事先要请院长吃喝玩乐？谁都知道这是为了贿赂院长，那么，为什么贿赂了院长，医药就能进入医院呢？因为院长有那个权力，只要院长点头，医药厂商就能顺利把药卖给医院。同时考虑到民营医院，连民营医院的医生也一样接受回扣，普通药店也不外乎，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受到相关部门的约束。而有一些民间良心人士自己开办“民工医院”――如
当我们在诟骂医院与医生的没良心时，其实，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也是没良心的。并且，正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促成了药价虚高这一局面，如果他们受到良心的责问或者受到外部规范制约，他们拒绝以权牟私，药价也不致于如此之高。医药虚高里头的潜规则，这是一条从药厂到医院、药店的利益链，在他们中间穿插了一些或大或小的权力。打通这些权力就是靠虚高药价带来的巨额利润了。医药与医院、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也就很清楚了，这是权力寻租的现象，当权力是无拘无束时，寻租就倾向于发生。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医药厂商与医院、权力机关形成了寡头垄断。
实行药品招标采购政策之后，药价并没有明显回落。为什么这个政策不能起到作用？可能是因为政策落实不力，但更可能是因为政策药方并非对症结而开：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固然可以将药品采购价格压低，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医生开高价处方的偏好。更何况，目前的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即采购目录制度。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药品都实行集中招标采购。这个目录是医疗机构确定的，这就给了医疗机构以很大的躲避余地。他们自然会开列一些定价较低、或用量很小、因而不太影响自身收入的药品，而对医院收入起决定作用的大宗药品和高价药品，则很少进入招标采购范围。而且，对于定价较低、或用量很小的药品，医疗机构也会尽量压缩招标采购量，从而为高价的同类药留出市场。因此，药价虚高的根源不在于药品生产和批发企业，而在医院。医院挟其垄断地位，一方面宰割患者，回头则宰割药品生产和批发企业。有的药品中标后，医院表面上购进药品，但由于缺少回扣的“动力”，医生却不开处方，搁置一段时间再向厂方退货。以前这些企业必须向医院进行商业贿赂(回扣)，为了讨好医院，他们必须将药价定得很高，既便于自己拿出一部分用于贿赂，又能方便医院从患者那里牟利。而现在，医院可以堂而皇之地利用集中招标采购压低进货价格，但对患者照开高价处方，也即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造成价格歧视，利用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状况，谋取自身利益。
2004年4月6日，13家医药行业协会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请求终止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的建议》，反映出医院与医药厂商之间出现利益纠纷。此次上书，医药行业协会显得非常低调和委屈。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医药行业本身对于决策权几乎没有言语权，在政府部门中也缺少代言人，勉强算得上的就是发改委和地方经贸委，而医院的代言人顺理成章地由卫生部担当。在此，我们不妨再假想，当初制定药品招标采购政策时，医院在其中扮演了鼓动推行该政策的角色。因为实行该政策对医院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因此医院可以大行其道，甚至在招标过程中暗箱操作，医药厂商也难以提出有效果的抗议。这就是不对称的“博弈”。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更不对称的“博弈”，就是患者与医院之间的博弈，没有“患者协会”，更没有哪一个政府部门能够切实地为患者代言，这简直就是单方博弈。
因此，要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只能是医药分家，把医院里头的药房分出去，让患者可以自主选择必需的同时又是自身经济能力所承受的药品。鉴于医患矛盾已达非常严重的地步，患者通过法律手段索求自身权利的事件越来越多，而极端的则以伤害医生、自杀性爆炸报复社会等案件也越来越多了，医药价格虚高的问题若得不到尽快的解决，必然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但是，在当前的体制下，如果马上就把药房分离出医院，那么医院将失去绝大部分的经济来源，出现这种状况时，国家财政理所当然要出头，但是财政力量是有限的，医院必须另外开辟收入途径，而医院的收入不外乎又是从患者身上获得。此外，在传统的体制下，患者就医的医药报销手续都是在医院内部完成的，如果医药分家，患者将向何处报销就医费用？目前各地确定的医疗保险定点药店数量少、限制多，不利于百姓自主购药。还应当考虑到的，即使医药分家了，“药店”是分不了家的，当前药店的价格并没有比医院药房里的便宜多少，也是因为有着中间的回扣。因此，当前若选择医药分家，还应权衡分家前后的利弊得失，解决连锁问题。同时，采取渐近改善模式似乎是理智的，尽管这种渐近非常紧迫，并且容易招致民众的不信任，但它符合改革所应遵循的路径相关原则。
有人建议政府对医药限价，但是政府限价措施几乎没有作用。因为药品种类之多，使得政府难以一一予以定价。一些廉价而疗效好的基本药物经过重新“包装”后身价猛增。政府在这方面即使想查，也要付出极大的成本。在面对多元化市场供给的产品面前，政府的微观调控往往是注定失败的。
综上述，解决医药价格虚高的问题，应该：
一，渐进地解决医药招标采购政策中出现的问题，最终实现医药分家；要尽快落实病患者看病、购药的自主选择权，允许参加医保的病患者自由选择就诊医院；切实解决参保人在社会零售药店购买处方药无法报销问题；凡是合法的、有处方药销售权的社会零售药店，均应被确定为医疗保险定点药店。
二，药品价格的确定应让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发生作用。必须由国家定价的药品应根据社会平均先进成本，充分考虑医药工、商企业生产、经营的再投入及新产品的研发费用因素加以确定。体现价格政策的科学性、权威性和相对稳定，以保证医药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产、供、用三方的良性循环。更多的药品应由“市场”自发调节价格。政府管价格，因信息不对称，很难客观公正，只有竞争才能使药品价格有效降低。
三，药品购销方式应由企业自主决定。购销双方直接见面，中介免谈。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基本原则，政府应引导企业依法经营、照章纳税、自主经营。让企业，让供需双方根据各自的实际需求寻找自己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正常的、科学的、经济合理、快捷、有效的药品配送渠道。
四，规范政府权力。这个就不予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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