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大学老师之——余章宝老师

    有同学嫌陈章干老师的普通话不清晰，但若跟余章宝老师比起来，只怕陈老师还要稍胜一筹。余老师是个爽快的汉子，他在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上就声明，若有同学埋怨他普通话不标准，那是在抬举他，因为他讲的是安徵话根本就不是普通话。在自我介绍时，他的名号让我们“哇”了好长——哲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他身高不高，偏胖，走路快，甩手时手臂甩出不远马上又有力地甩回来，加上他上课激动时肢体语言非常丰富，非常可爱，同学们都在背地里称呼他“宝宝”。
    但也有许多同学称余老师为一个“愤青”。课堂上，他之于汉字“党”的解析让同学们记忆深刻，他对现实的分析与批判更是入木三分，他所描绘的社会远景图也令我们心动不已。正是这些给他带来了“愤青”的头衔。许多人都把“愤青”当成一个贬义词，大凡指称某人为“愤青”者，也就是指其空想空说而不脚踏实地。事实上，这是对“愤青”一词的误解。愤青，指的是愤怒的青年，一个虽不怎么经世事的年青人，却因为旁观或直接参与而发现了世事的严重失范，为此涌发怒火。这种怒火是之于现实之失范现象和制度所引发的，而不是基于自己对社会的不入流而引发的。某些同学以为社会太不公平，使自己的发展受挫，于是也发表些义愤的言论，许多人也给这种人盖以“愤青”的名号，实是玷污了“愤青”一词——那种人，充其量只是个“怨青”。
    没有自己独特的分析路径，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看法，就够不上“愤青”的名号。有一本书叫《愤青史记》，在前言中论述了“愤青”的标准：主要是看“成本”。“可惜的是，现在当个愤青，‘成本很低’，以至于人人皆可以愤一把，以愤青的身份，在江湖中混饭吃——没有本领，好像也没有关系似的。那些真正有本领、真正可以‘愤’的人，反倒转为青衣小帽，悠哉游哉，只管品茶打牌，然后闷声不语了。”
    余老师显然是个地道的“愤青”——尽管也许他的年龄不太适合“青”这个字。
    知识分子再加上“愤青”的头衔，往往给人一种冷漠和超凡脱俗的印象。但余老师是个非常风趣的人，他晓得纯粹的闭卷考试并不能多大程度地反映学生学习效果，但既然闭卷是必要的程序，那么他在出卷时便显得特别有心眼，同学们看到考卷时有疑问，他稍微说明了一下，我们便笑坏了。他还曾经奋不顾身地救过轻生女子（报纸曾报道过），他提醒我们找对象要找那些孝敬父母的人（这一条成为我的信念之一），直斥不孝者不值得爱。这个愤怒的中年人是我大学遇见的最风趣也最有思想深度的老师之一，他所教授的并不仅仅是NGO的一些基础知识，更多的是大量的分析角度、哲学思维等很基本而受用终身的东西。
    一个学者，一个老师，也许无法撼动现实腐朽的树根，但他至少在培植新的树苗，在默默地试图化腐朽为实在有益。